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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人民币成为非居民的价值贮存手段则是人民币国际化的最高目标。

七十年代，美国的财政赤字居高不下，通货膨胀加剧，国际收支持续逆差，美元的发行量远超美国的黄金储备量，令世界各国对美元的币值稳定产生担忧，纷纷抛售美元兑回黄金。中国自2010年成为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2017年起成为世界货物贸易第一大国。

根据IMF和我国央行的统计数据，人民币已经成为全球第五大支付结算货币，在跨境支付结算金额中占比2.5%，排在第五位。而SWIFT的董事会基本由北约国家控制，曾经将朝鲜、伊拉克、伊朗、利比亚、俄罗斯等国家的金融机构剔除出SWIFT系统，禁止其使用该系统接收和传递国际金融信息，那么所有客户的跨境资金活动只能采用易货或者现金方式交易，杀伤性极大。进入专题： 俄乌冲突 人民币国际化 数字人民币 。这样的流动性溢出在全球性金融危机或经济衰退时能够有效的稳定金融市场，支持经济复苏。当美国面临经济衰退或金融危机时，美联储采取通过量化宽松政策将大量资金注入市场以鼓励消费和借贷活动，包括把联邦基金利率降低到接近零的水平，购买中长期国债，增加基础货币的供给，也就是我们俗话说的印钱。

在各国央行外汇储备中的份额。可以看到，每次美联储的量化宽松政策退出时，都会有一些新兴市场经济体出现汇率或金融危机。俄乌两国既是农产品重要出口国，也是能源、金属出口大国。

2021年，我国出口增长21.2%，为近十年来最高，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20.9%，这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内需不足的缺口。在世界银行、IMF、G20等框架下，着重推动对低收入国家减债、缓债政策落实。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加速转向，可以有效遏制需求拉动型通胀，但对于抑制供给冲击和成本推动型通胀的作用有限。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欧美持续多年通过宽松货币和财政政策刺激经济复苏。

1969～1972年，世界广义货币与GDP之比从53.2%上升到64.8%，提高了11.6个百分点。在全球步入数字经济时代和绿色低碳转型的关键时期，数字化、绿色化转型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应有之义。

广大发展中国家则面临通胀高企、资本外流、债务危机等多重挑战，部分脆弱经济体已陷入动荡、混乱局面。在滞胀状态下，货币政策陷入两难困境。三是在推进全球经济数字化、绿色化转型方面加强合作。我国正处于迈向高收入国家的关键时刻，当前需要高度警惕全球滞胀风险以及由此带来的经济金融冲击。

生产资料和用工成本上涨导致企业产品涨价，助推通胀预期和薪资期望，工资与通胀螺旋上升的风险不断加大。近期，美欧等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加速转向，对抑制来自供给侧的通胀作用有限，而过度紧缩的货币政策可能导致金融市场动荡和经济衰退，全球经济滞胀风险明显上升。既有短期因素的冲击，也受长期趋势性变化的影响。不仅如此，过度紧缩的货币政策打破了长期宽松的流动性环境，将导致全球金融市场动荡、需求放缓和经济增速下滑。

余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来源：《中国金融》2022年第16期 进入专题： 滞胀 。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深化，有助于商品和服务能够以更高效率、更低成本触达目标市场，从而为全球控制通胀提供有力支撑。

但当时的宽松程度远不及当前。由于国情不同，各国政策调整的节奏和力度必将出现巨大差异，需要国际社会更大力度地在世界银行、IMF、G20等国际经济治理框架下，加强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

为此，国际社会须摒弃科技保护主义，重回科技研发国际合作轨道，促进数字科技、绿色低碳协同创新，推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尽快实现。第五，地缘政治矛盾更加激化，国际政治经济格局更加复杂。第三，货币环境宽松程度远超以往。目前疫情尚未结束，病毒仍在变异，但主要经济体已经开始对之前超宽松宏观经济政策进行调整。这就更加需要国际社会广泛、深入地开展合作，共同应对滞胀风险。在此期间，总供给水平的逐渐修复直至达到新的均衡状态，将拉动经济增长回归正常轨道。

为此，需要密切关注全球经济形势的变化，一方面，要针对通胀水平超预期抬升做好政策储备和国际协调准备。伴随着大规模宽松货币政策的实施，美国、英国、法国、日本等主要经济体中央政府债务与GDP之比于2008年和2020年出现了两次明显跃升。

同时，美国宣布启动印太经济框架，对亚洲政治经济格局施加更大影响。从经济总量看，高收入与低收入国家差距越来越大。

乌克兰危机爆发后，全球能源、粮食和部分原材料短缺，价格飙升，并带动其他商品和服务价格上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贸易保护主义和逆全球化趋势日益抬头，货物贸易占全球GDP比重在2008年达到峰值后持续回落。

从今年上半年的情况看，我国与主要经济体在疫情防控、经济恢复、宏观政策等方面不同步，叠加美国加大对我国遏制围堵，面临疫情输入、通胀输入、外需放缓、资本流出、供应链受阻等多重风险挑战。主要经济体和跨国公司在供应链安全与效率的选择上，更加倾向于安全性和抗风险能力，全球产业链进一步呈现分散化、多中心化趋势。超宽松货币环境的直接后果是经济过热，资产价格和债务规模大幅上涨。疫情冲击下供需两端恢复不同步，导致价格大幅上涨。

一方面，物价飞涨，需要采取紧缩性货币政策。国际社会应在联合国安理会协调机制下推动俄乌双方开展和谈对话，利用谈判（而非制裁、逼迫）方式解决矛盾和争端。

另外，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经济体债务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也压缩了其政策调整的空间。全球经济滞胀风险明显上升，对我国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表现在多个方面。

欧元区GDP环比增速折年率也仅为1.1%。出口增长放缓还意味着对与出口相关的制造业投资的拉动作用也会减弱。

石油和粮食危机造成了当时较高的失业率，在滞胀环境下失业人数的增加进一步加深了需求收缩和经济衰退程度。2020年，中等收入国家外债与GDP之比为28%，低收入国家则达到36%。随着通胀水平的逐步降低，经济增速难以从衰退或停滞中快速恢复，从而将经历一个阵痛期。经济全球化带来的资源配置优化、生产成本降低和供给能力提升，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主要经济体物价相对稳定的重要原因。

6月份以来，世界银行、OECD、IMF先后下调今明两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测，下调幅度达到0.8～1.5个百分点。2020年疫情暴发后，全球几乎所有国家都采取了较为激进的经济刺激计划。

其次，遏制通胀的关键是解决货币超发问题并稳定通胀预期。20世纪70年代以前，为维持布雷顿森林体系，美国不断向全球释放美元流动性，致使全球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元荒走向美元灾，国际货币环境处于宽松状态。

里根政府执政时期，在遏制通胀的同时，以供给学派为理论基础，出台了大幅度减税政策和放松价格管制、推行利率市场化、鼓励自由贸易等一系列自由化改革政策，释放供给侧活力，刺激企业投资和生产，对美国摆脱滞胀困境发挥了重要作用。五是在尽快和平解决乌克兰危机方面加强合作。